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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龙家风:干部家属就要受得了“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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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口碑将一代代清廉典范家风传颂至今。

我们在南太行,听到了这种口口相传的口碑。三十多年了,人们还在以各种形式不断传颂着。公园里、地头间、消夏夜……那令人感怀的“当干部不搞特殊化、当干部家属就要受得了委屈”的传唱,已深深烙在了人们的心田深处。

南太行人们回报给他的,除了绵长无尽的怀念,还有高山仰止般的崇敬。

好事要让给群众

5月23日,庄严肃穆的孙文龙纪念馆内,山西省交通厅质检局马处长带着来自“阳蟒高速”各标段党员、干部及项目负责人正在进行廉政教育。孙文龙事迹展厅内,讲解员孙晋霞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解说,将人们的思绪拉回了1973年,那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代。

1973年,孙文龙让刚刚高中毕业的大儿子孙太林,回农村参加劳动,孙太林也想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于是欣然回到了故乡——阳城县河北公社孤堆底村当起了农民。

转眼3年过去了,县里给河北公社分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河北公社经过层层推荐选拔,认为孙太林表现优秀,将他列入了上清华大学深造的名单。此时的孙太林,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充分利用知识青年的优势,加上勤学好问,早已成了远近闻名的科学种田领头人,被乡亲们一致推荐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不料,几天以后,教育局把推荐上大学的花名表送到县委时,孙文龙毫不犹豫划掉了孙太林的名字,将指标让给了北留水轮泵工地烈士的子女。

大学梦的破灭,令一贯理智的儿子非常生气,妻子也无法理解,据理力争。但孙文龙丝毫没有为之动容。他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我是太林的爸爸,咱孩子勤学上进,想上大学,我心里很清楚,但比我们孩子想上、需要上大学的人还有很多。我是共产党员,是县委书记,我必须从自己头上开刀,你只能支持我,不能拉后腿,你还要帮我做好儿子的工作,只要肯上进,到哪都能学到本领,太林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跳出农门上大学,这是当时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作为孙文龙的儿女不仅没有享受到一丁点特殊待遇,还遭遇了“不公平”对待。这件事情迅速升温扩散,引发轩然大波。县委常委会即刻召开会议,决定:一、先工作骨干后领导;二、先外籍干部后本地干部;三、先工农子弟后干部子弟,将人们高度关注推荐上大学的事进行了制度化管理。

对儿子如此,对姐姐亦如此。有一年,孙文龙的姐姐听说阳城缫丝厂招工,想让唯一的女儿去当工人,又听公社的人说,只要孙书记打个招呼就能行。姐姐想,自己和弟弟情同手足,从小又供他读书,弟弟一定会帮这个忙。当她见到孙文龙道明原委后,左右为难的孙文龙却拒绝了姐姐,只是告诉姐姐,这次招工有明文规定,一是烈士子女;二是有功绩人的子女,三是特别困难户的子女,他打招呼不合适……以致后来,演绎出了一场震撼南太行的“姐弟情”,看碎了人心。

规定要带头执行

苍山含笑,绿波滚滚。孤堆底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内,几陇豆角正在微风中抽丝吐芽。“对于上级的规定,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带头执行,你们家属也要带好头啊!”这个院里曾经飘荡着的,饱含殷殷期望之声,在跨越了几十年时空后,对于孙文龙的子女来说,却犹在耳畔,清晰可辨。

1977年,孙文龙正接到调令前往武乡县任县委书记时,恰逢妻子为大儿子孙太林筹办婚事。在妻子梁小焕看来,长子成婚,无论在哪个家庭都应该排场热闹的办一场。但由于熟知孙文龙脾气,思来想去不知该如何开口。

正踌躇间,孙文龙却主动过问儿子的婚事。他叮嘱妻子,儿子的婚事要悄悄办,如果武乡有人问起,就说在阳城办的,如果阳城有人问起,就说是在武乡办的,两地的人都不要惊动。妻子委屈地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是县委书记,太林是咱们的长子,这样悄悄办婚事,会让村里人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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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话没有打动他,倒是他一席“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县委书记,大操大办儿子的婚事,在群众中会造成不良影响,还是一切从简”的话语,化解开了妻子心中的委屈。就这样,没有父辈朋友、同事,没响一声鞭炮,没办一桌酒席,大儿子的婚事悄悄办了。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民生在于勤俭,勤俭则国昌民安。我作为县委书记,在国家的事情上要勤劳,在家庭的生活中要节俭,这是一个地方官的底线。你们是我的子女,一定要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家国之兴都是由克勤克俭而生,勤俭节约是一生用不完的衣食来源。”面对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儿女们都默默点了点头。

他们清楚记得,1973年父亲任县委书记期间,自家房屋由于年久失修,透风漏雨,母亲和奶奶几次提出修缮房屋,都被父亲因这情况那原因搁置了。无奈之下母亲和奶奶就背着父亲修房,破土动工不久,又巧遇县委发文“不得在农忙季节擅自动用劳动力修房盖屋的决定”,还被带队下乡的孙文龙“逮”了个正着。

没有犹豫,没有商量。孙文龙迅速解散了劳动人员,让他们回去参加集体劳动,他告诉家人,自己是县委书记,就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碰到普通百姓家,可以视情况而定,轮到自己头上,绝对不能含糊。为此,正在准备修建的房子就这样被紧急叫停了。

生活要多向下看

情深未泯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孙文龙为解决自家温饱问题,采纳小儿子保林的意见,支持妻子喂猪,儿女打猪草。自家却不沾“公家”半点光,永远挂念着百姓的冷暖。

孙文龙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在县委班子里人尽皆知。1973年冬天的一天,通讯员小吴把一百元救济款送到了孙文龙妻子手中。小吴说:“婶婶,赶紧搁过吧,不要让孙书记知道了。”梁小焕接过钞票,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自从填了那张救济表,她就隐隐担心,不知道孙文龙知道了会怎么样。

正犹豫间,孙文龙回来了,看见妻子手里的钱,一边用热毛巾擦脸,一边说,:“发工资了,好啊。小吴也别回了,割上半斤肉,一起剁馅包饺子,今晚咱也改善伙食。”

“这钱是救济款。”妻子小声嗫嚅着。一听这话,孙文龙愣了一下,将毛巾狠狠砸进了脸盆,在屋里踱了几圈,抓起一把剪子,塞给小吴,伸出自己的手,道:“小吴,当初咱俩订的“君子协定”,你没有忘记吧,来,从手脖子这里剪。”

小吴脸色发白,拿剪子的手抖个不停。原来,他曾经和孙文龙有过“君子协定”,相约若是他和孙文龙哪个多吃公家一嘴,多拿公家一点,就拿剪刀剪掉对方的手。

小吴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含泪说:“孙书记,咱先把理摆明白了,该罚谁罚谁。你每月70元工资,养活俩老人四个孩子,还有你和我婶,满打满算人均9块钱;机关的同志病了,你买上东西去探望,下乡蹲点,三块两块地帮助没盐吃没煤生的贫困户,你掏的都是自己的腰包;就连我家里遇了困难,你也时常帮助;看看我婶,一件大襟布衫补丁摞补丁,看看你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布袋装把炒玉米,就着河水喝几口就算是一顿饭;再看看孩子们,破衣烂衫不说,放学了还得去拔猪草,拾焦炭。救济表是我填的,救济款是我领的,跟你和婶无关。”

梁小焕拽过小吴说:“孩子快别说了,千错万错都是婶的错。他是县里的领导,跟别人不一样。是婶一时糊涂,坏了他的规矩。”

孙文龙沉思半晌,语重心长的告诉小吴,你是我家的半个成员,你的心思,我懂。但是全县困难百姓不少,需要救济的家庭也很多,我是党的干部,家里的困难应该自己解决,不能搞特殊。你背着我去填救济表,领救助款,让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必须做检讨。说完,孙文龙坚决让小吴将救济款退了回去……

斯人已去,家风犹存。孙文龙留下的“当干部不搞特殊化,当干部家属就要受得了委屈”的好家风,已在南太行形成了一种好的党风、民风,正在成为社会改革的助推力,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软实力。(作者:郭学良、成平、牛志军)


 

责编: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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