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可林 摄
柏可林 摄
福喜事件后，一家麦当劳门可罗雀。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陈村村陈宝路58号，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下称“福喜”）所在地。7月24日，当《国际金融报》记者来到这家工厂门口时，呈现出的只有宁静—不说话的保安、停留在马路两边的各种货车及低调的路人和员工。
由于不能进入工厂内部一探究竟，记者在门口蹲守了两个小时，数了一下进出的车辆：只有一辆出厂的大货车。与以往的车水马龙相比，这家工厂已然不再运作。
7月20日，上海本地电视台东方卫视突然播放了一则深度调查的“卧底”新闻，通过隐蔽拍摄，该电视台记者卧底两个多月发现，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的行为”。
镜头如此真实，让消费者一时很难接受。以至于7月21日，以往无肉不欢的消费者，闻肉色变。而门庭若市的洋快餐，一下子也寂寥无人。
7月25日，事件曝光后的第五天，包括辽宁、江苏等地的监管部门仍在下架相关的福喜产品。同时，业界也在一直关注和等待着福喜和洋快餐们有无最新声明。
而多位专家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也痛心不已，并直言：“过去，中国很多食品问题的处理，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不了了之的。这或许也是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一大祸因。这次，再也不能这么干了。”
那么，这件事的发生，到底是谁之过？仅是福喜“一个人的责任”？福喜下游的洋快餐，真的是“不知者无罪”？福喜背后的食品供应链设计、工艺标准之争、质量监测缺位，难道还能无动于衷？“福喜事件”的一连串错，是不是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又一次“全方位沦陷”？又会给行业、中国的相关法律带来怎样的改进和突破？
这些问题，很多人问过，但民以食为天，我们依然要再问一次。揭示“福喜事件”的一连串错，除了关心食品安全的痛，更希望探讨“痛则通”的路径。
福喜之“罪”
上海监管方称，“福喜公司的违法行为，并非某个人的行为，而是公司有组织的一个安排。”问题是，如此有组织的行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相对于一些大型跨国企业，上海福喜工厂所在地也许不那么“显山露水”。但仅就厂区规模看，与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工厂比起来，有着红色大logo（标志）、占地面积明显更大的上海福喜还是能显示出一定的“江湖地位”。
7月24日上午前往陈宝路的途中，当表明来意后，一位年近6旬的马陆镇村民在公交车上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陈宝路虽然有些难找，“但以往，那儿来来往往的货车还是挺多的。你沿着货车行驶的路线，自然就能找到那家工厂。”
《国际金融报》记者于当天上午10点抵达上海福喜的厂房。到达时，工厂里已没有明显的开工迹象，但尚有两台空调外机还在运作。相比起旁边的厂房，显得门庭冷落。前院里停了一辆深蓝色中型卡车，门口，除门卫以外，还有三男一女在门口聊天，而门内的福喜员工们眼神都非常警觉。
一时间，除了知了的叫声和少数路过的汽车声音，几乎听不见大声喧哗，一如通过网络搜索，已很难获知上海福喜当年如何获得优质供应商称号时的喧嚣那样。
事实上，截至目前，上海福喜曾经的官网依旧不能登录，公开显示的固定电话及某行政人员的手机号，《国际金融报》记者这几日也始终不能拨通。另一方面，在采访现场，上海福喜的员工和保安们同样高度警惕，似乎只愿意用眼神与记者交流，并会拿起手机与记者进行对拍。
因此，很难得知上海福喜的公司情况、最新生产状况及“他们最近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通过招聘网站和百度快照等网上一些“残存”的资料则能稍微窥见这家企业的“一二”。
位于马陆工业区的上海福喜成立于1996年4月4日，曾是“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一家美国独资企业”，主要从事为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提供肉类、海鲜、米面制作及蔬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业务。
其母公司是美国OSI集团公司（又称“欧细集团”，下称“OSI”）。资料这样介绍：基于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考虑，上海福喜是在河北省大厂县投资的肉食品加工厂后，在中国投资的第二个国际标准的肉类、蔬菜加工企业，拥有两条生产流水线的加工车间，一条是鸡肉加工生产线，另一条是牛肉和猪肉加工生产线。
东方卫视的揭黑报道并没有终结。7月22日的一段视频资料中，今年6月，暗访人员在上海福喜看到，“工人换好工作服后，并没有走向生产流水线，而是在领班的带领下从工厂侧门走出去，来到300米开外名为上海瀚森雪佳冷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仓库”。
“在这个仓库中，上海福喜将别的公司的产品改头换面变成福喜产品。这个仓库没有任何降温设备，所有翅中、翅根等冻品，在常温环境下操作，变成福喜产品。”视频资料显示。
“这还用问吗？显然，他们的举动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对于报道披露的上述行为，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吴俊锋律师对《国际金融报》坦言，“往轻里说，是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重了说，那就是触犯了《刑法》的有关条例。”
《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如经相关鉴定部门鉴定，消费者认为销售的产品确实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据《食品安全法》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
中国消费者协会（下称“中消协”）的负责人称，据《食品安全法》、《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如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应依法追究相关方的刑事责任”。
“事前的法规制定、事中的过程监管固然重要。但事后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理，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博盖咨询的总经理高剑峰7月23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期望这件事能得到让消费者满意的处理结果。”
7月24日晚，据官方媒体披露，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质量经理等5名涉案人员，因涉嫌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上海食药监局”）表示，此案目前已经进入处罚阶段，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程序都已经启动。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顾振华明确表示，“福喜公司的违法行为，并非某个人的行为，而是公司有组织的一个安排。”
稍早，上海食药监部门称，已会同公安部门查处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使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问题。目前，该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彻查上述企业，一经查实必将严惩重处。
不知者无罪？
综合洋快餐的对外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我们太冤枉。真不知情？一份公开投票表明，“有78.4%的人认为洋快餐们对供应商的违规行为是知情的”
对于上海福喜事件，7月24日下午，OSI集团终于公开道歉了。
“获悉发生在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一切，我寝食难安。这样的事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对此我不会争辩些什么或是试图寻找任何借口。事实上，如此可怕的错误竟然发生在了我拥有的公司，已经令我震惊无比。”经过5天的发酵后，OSI主席兼CEO谢尔顿·拉文言辞诚恳且带有愧疚，“福喜集团在全世界的工厂都严格遵守着最高的质量标准，因为如此，发生如此令人失望的事情，更使我深感痛责。”
然而，抛开文字，拉文的公开声明没有表明对上海福喜下一步的处罚、如何赔偿等其他关键性的信息。
能了解到的是，上海食药监局近期在不断发声。截至发稿，该部门称，目前该企业已被查封，涉嫌产品已被控制。同时，监管部门已责令福喜公司下游相关企业，立即封存来自该公司的食品原料。
让消费者放心不下的则是，据报道，上海福喜生产的加工食品所供应的品牌有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东方既白、星巴克、棒约翰、吉野家、德克士、7-11等，几乎涉及到了上海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快餐品牌。
对此，麦当劳中国公司7月23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麦当劳对供应商的管理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包括定期的检查和第三方审查，“现有新闻报道显示，所称的不当行为系向麦当劳故意隐瞒。麦当劳对该事件高度关注，迫切希望早日查清事件真相”。
紧接着，麦当劳7月24日发布补充声明称，“食品安全及其标准的全面执行一直是麦当劳捍卫的核心价值，然而，报道中提及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不仅令人愤慨，更与我们坚持的核心价值相违背。”
百胜中国也试图撇清与上海福喜的关系。
“福喜作为一家享有盛誉的大型跨国企业，旗下公司发生由管理人员主导、有组织实施的违法违规及不诚信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和无法接受，并表示严厉谴责。”百胜中国公开表示，该公司将即刻全面停止向中国福喜（包括上海福喜）的采购，并将视政府部门的最终调查结果保留对福喜集团采取一切法律行动的权利。
“企业基于此次事件的惨痛教训，将重新审视、评估现有供应商的监督管理体系，待相关政府部门的全部调查结束后，再行公布具体措施。”百胜称。
然而，这些道歉声明就代表洋快餐们没有错吗？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有观点直言，消费者可向相关快餐连锁店主张权利，“快餐连锁店作为食品采购方，具有查验供货商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的义务，如未履行上述义务，即使不知情，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建议，按《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证明所购买的食品是试用了不合格批次的原料，可要求洋快餐们“退一赔十”，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可向相关餐饮企业主张500元赔偿。
“或许，没这么简单。”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朱丹蓬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直言，“上海福喜使用过期肉的行为，某些洋快餐们的部分中高层肯定知道。食品圈子就这么大，没有不透风的墙。”
他的表态也许是猜测。但普通人似乎相信“阴谋论”的存在—在某财经网站发起的一项公开投票里，截至7月25日12时，参与投票的3495位网友中，“有78.4%的人认为洋快餐们对供应商的违规行为是知情的”。
“顽固”的供应链
上海福喜出事了，麦当劳宣布，他们不跟上海福喜合作了。但他们的新选择是河南福喜。为什么还是福喜？选择背后，隐藏着食品配送背后“顽固”的供应链模式。这种供应链已经被上下游的利益加固，几乎难以更改。比如“麦福联姻”已近60年
福喜被无数洋快餐“选中”，肯定不是随意的，至少表明如此。
有分析质疑，“很有可能这家上海供应商在质检报告中得到了高分。”但麦当劳没有披露上次审查福喜公司的时间及负责审查福喜公司的第三方审查机构的名称。
与上述报道相关联的另一则信息是，麦当劳在声明中称，基于福喜集团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谢尔登·拉文对中国所有顾客的致歉和下不为例的承诺，决定将供应商调整为河南福喜及河北福喜。也就是说，福喜仍将是麦当劳的供应商。
“商家怎么选择，一定是基于利益权衡的考量，麦当劳之所以力挺福喜，必然是在它看来，更换供货商比不更换供货商的损失更大。”对此，有分析称。据悉，麦当劳在中国有5家一级供应商，这些都是美国企业或有美资背景。
麦当劳与供应商的关系非常牢固。有媒体援引麦当劳内部人士的话称：“我们奉行的是三角凳原则，即持牌人、供应商和公司员工三个团体的利益均衡，不会在合作伙伴有危机时抛弃。”
“不能就此判定河北的供应商也有错，但通过上海福喜这件事，还是可以判定，洋快餐们在供应链等内部管理环节上，还是出现了偏差。”新华社特约经济师马文峰7月25日上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称，“至少在中国市场，这一点是他们最错的地方。”
供应链管理问题专家王刚也表示，洋快餐们供应商用过期肉问题，“本质上是供应链管理问题”。他说，作为世界500强的供应链管理，食品追溯是否有、供应链是否全程可视、供应商质量控制标准是否落实，这些都值得注意。
一份公开的PPT文件也显示，麦当劳选择供应商的硬件条件是：必须具备麦当劳的物流系统认证、生产能力认证、产品质量体系认证、原材料供应体系认证、食品安全体系认证。软件条件则是：诚恳可信、理念正确、历史良好等。
“那么，现在就可以反问：以上述标准看，包括麦当劳们在内的洋快餐，为什么还会出错？”马文峰说，“另一个反问就是：就这件事而言，除了道歉和撇清关系，他们就完全没有责任了？还有，就是他们的供应商们现在是不是都完全达标了？”
遵守谁的标准
与本土的“黑心作坊”不同，按道理说，像上海福喜这样的跨国企业，在全球有着统一的管控标准。朱丹蓬就很好奇：为何他们一旦进入了中国市场，就会频频出现问题
“或许，是中国本土市场中存在的相关利益和潜规则造就他们目前的情况。”朱丹蓬认为，食品行业中，上海福喜的行为也许并不罕见。甚至，在多方默许的情况下，按“潜规则”走，更可能是相关方的“顺水推舟”。
不止如此。有人从福喜的官方网站上发现，公司所承担的多重责任，各国家或地区所执行的标准和措施参差不齐。其中，“以美国和欧洲地区所执行的标准和规范数量最多，在中国所执行的相关规范和措施则少之又少”。比如，经济责任方面，主要有动物福利、化学和农药用品安全使用等，美国、菲律宾、欧洲、印度等地区和国家会使用，但这一部分，中国市场却没有相关的内容。
客观而言，中国和欧美国家确实在标准上存在不统一的情况。与中国食药监局有广泛合作、并参与制定相关标准的德国默克集团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举例说，由于目前中国国家食品和饮料的质量标准和检测协议与国际上的标准、乃至一些跨国公司内部的质量标准间并未达成协调，因此，面对中国市场，一些跨国公司常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们需要确保自己的生产符合对生产有着不同基础设施方面要求的中国国家标准（GB）。另一方面，为满足自身公司内部的生产质量要求，这些公司又须遵循与中国国家标准并非完美匹配的一系列国际标准， 以至于最终无法达成生产中的高效性。”上述人士说，“与此同时，众多期望将优质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本土企业也常常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不过，在吴俊锋看来，“标准不统一”，更“可能主要是主观意识上”的问题。“标准是客观的，但执行人却是采取的主观行动—可以采用这个标准，可以提高标准，也可以不采用标准。”他说，“就上述福喜的事看，他们更多的是‘不采用标准’或‘少采用标准’。因此，标准上的差异不是借口，主观上的错误才是根本原因。”
AsiaInspectio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ebastien Breteau则称，“多数在华外企都有完备的食品安全预防措施，但他们仍得使用本地员工。”
“公司帮助品牌企业、零售商和进口商在中国进行食品安全检查。”彭博社称，“但在亚洲，食品制造业还不成熟，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强调质量控制，因为这需要时间和培训。”
对此，默克集团化工业务CEO雷克曼7月24日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件具体的食品安全事件我可能不太了解。但个人认为，不管是食品安全还是标准，企业个人都要树立正确的意识：要在质量和效益之间达成平衡。”
“选择标准及做生意时，如果只聚焦在降低成本，那么，最终受损的不仅是公司形象和消费者的利益。但如果在效益和质量中，更注重后者，而不是只专注于效益和成本，那么，你反而会获得更多关注，得到更多认可，进而增强市场份额。”雷克曼说。
本土供应商错在哪
对于外资食品供应商“沦陷”的现象，有媒体调侃称，对外资品牌的偏好以前帮助了外资连锁餐饮企业，因为中国消费者认为外资连锁店的食品更干净。那么这次之后，中国供应商有机会吗
“消费者以前可能有个安全错觉，如果你在一个大排档吃饭，你可能不会完全信任他们使用干净的油或者新鲜的肉。现在这种担心扩大到所有食品饮料商家。”彭博社援引行业咨询公司Smithstreet董事James Button的话说。
那么，外资沦陷，中国的供应商是不是能崛起呢？
“短期看，这还比较难。”朱丹蓬说，对于麦当劳、百胜这样的跨国企业而言，他们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对供货商的选择—由于需要全球采购，福喜这样的供货源就成了他们最为青睐的对象：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且在多个国家、多个地区设有分公司。
高剑峰对本土企业未来成为外资快餐品牌供应商的“主力”表示出了乐观情绪。
“福喜事件给了这些跨国企业新的思考：是否要继续坚持全球采购的方式？事实上，他们完全可以在本地采购。只要监控得当，本地采购和全球采购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的产品最终面向的还是中国市场。”高剑锋说。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见解。在他看来，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大型企业，在全国拥有成千上万的门店，一时间要转供应商，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本土企业须在硬件和软件上达到国际标准，实现与这些跨国企业的匹配与对接。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但对于汉堡王这样不是特别大的企业而言，改变供应商也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朱丹蓬称，本土企业若要把握这次机遇，可以从这些规模较小的“洋快餐”抓起。
但本土食品供应商同样面临问题。比如，标准是否严格、把关人是谁、第三方检测机构到底靠不靠谱等。专业人士提到的另一点是：相较于美国等国，中国食品供应商的数量非常多。
彭博社的数据是：市场研究公司英敏特的数据显示，中国有50万家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其中大约70%是10人以下的小企业。而在美国，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总数只3万家。同时，在中国，预计每420个农户才有一名检查员。
如按雷克曼上述“成本和质量”的表态看，竞争激烈的50万家食品加工企业很难不去考虑成本问题。甚至有人提到了三聚氰胺事件的案例，2008年该事件发生时，全国有乳制品生产企业15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40多家、奶站20393个，奶牛规模化养殖率仅19.8%，市场集中度过低。
因此，专家建议，想要成为全球化的食品供应商，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道德意识和质量意识；另一方面，也要相关部门推进市场集中度的建设，树立品牌意识。
监管为何总是迟到
《食品安全法》的制定与它的监督、执行严重脱节，尤其是“多头管理”的方式造成了有关部门之间的责任推诿，且中央与地方到底谁才是执行的主体，定位也不甚清晰
纵观目前事件的发展，错的也许不止是福喜、洋快餐们和标准问题，监管部门或同样“难辞其咎”。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教授厉曙光称，福喜事件是综合治理的问题，涉及到违法成本太低、执法成本太高、有法不依、违法不深究等一些法律问题，其中监管部门和政府部门也存在一些疏忽和问题，“从供应商到监管部门到洋餐厅每个环节都有些问题和责任”。
“源头上有问题。”朱丹蓬说，“上海福喜事件”中出现的种种违法现象，症结在于“法律法规与组织构架间的不匹配”。其中，《食品安全法》的制定与它的监督、执行严重脱节。尤其是，“多头管理”的方式造成了有关部门之间的责任推诿，且中央与地方到底谁才是执行的主体，定位也不甚清晰。
“擅自修改生产日期、次品重新混入生产线等行为，显示了上海福喜全然无视法规的姿态。看似牢不可破的《食品安全法》，一时间形同虚设。”观点激进的人士直言。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称，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违法成本高，跨国连锁餐饮品牌在经营的时候都会谨小慎微，“但进入到发展中国家，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就目前看，中国的违法成本确实太低了。国外，一家企业违法经营，甚至可能破产，但在中国，除了当年的三鹿集团，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承担不了违法成本。”马文峰说。
对此，据官方媒体报道，上海市食药监局局长、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在阎祖强表示，“中国地域广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立法惩戒较谨慎，对于某一个地区，很难做到罚它个倾家荡产。”
马文峰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建议，当前食品安全法正在修订，要从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大违规者的处罚力度。尤其强调违规者包括相关的法人、自然人须永久退出。同时，强调突出企业员工、消费者和公众机构的监督权力，确保实施监督行为的人员与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并给予充足的奖励。
当然，要改进的地方远不止是违法成本问题，相关法律条还有其他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上述提到的中国标准与欧美标注存在差异的问题。
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表示，真实的情况是，在法律法规方面，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往往比很多发达国家都严格，包括美国，“问题是，各地的食品生产商仅仅是被鼓励，而非被要求，在他们的生产流程中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
不过，有评论称，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次加大处罚、以儆效尤就能解决，须从根本上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的本质是解决市场失灵，理想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应让各方面激励约束集中到生产经营者行为上。”上述评论称，这一设想中，龙头企业、品牌企业本应发挥示范作用，并通过市场机制挤压那些“黑作坊”和不良企业的生存空间。（黄烨 赵魏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