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的“职涯”注定是跌宕起伏的，在舆论争鸣中，“职场新人”专车近日获发“员工守则”。由交通运输部会同多部门起草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10月10日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引人关注的是，交通部这一新政对网约车祭出了六大杀手锏：一是多地报备、申请;二是强制转变车辆使用性质的登记;三是延用数量管制;四是延用价格管制;五是强加司机和平台的劳动关系;六是以“不得占有市场支配地位”锁定平台发展空间。由此引发热议。出租车行业改革怎么改?网约车监管应坚守什么原则?如何转变传统思维?如何在政府监管与网约车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

寻求新旧业态共存的最大公约数

新鲜出炉的网约车新规(意见稿)在肯定专车合法的同时，还对经营专车的企业资质、车辆性质及驾驶标准等内容都进行了限定。譬如，专车经营者被要求在服务所在地“不应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得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专车运价应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从业车辆须登记为出租客运，营运年限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控制数量;专车司机需与专车经营者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职业司机。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不是一个“互联网+”的方案，反倒像“互联网-”的方案，或者说是一个消灭互联网的方案。

姜奇平坦言，这两个政策应当结合起来进行解读。一方面，网约车新规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力度较大(尤其是关于“份子钱”的规定)，这值得肯定;另一方面，要让传统出租车接受新规亦有难度。寻求二者的平衡点是门大学问。就社会反应而言，目前的网络约租车改革方案的确未达到市场预期。

他指出，专车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唯如此才能像电子商务一样势如破竹。譬如，在网约车新政前几日，上海政府向滴滴快的发出了国内第一张“专车牌照”，成为全国首个落地试点专车运营管理模式的城市，相信这类模式会助推互联网+的发展。

对于网约车的监管，姜奇平表示，应秉承三个原则。首先，最大公约数。新业态要发展，旧业态同样也要生存。互联网+专车应该把追求利益相关方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出台政策的出发点，以发展增进最大公约数。以出租车管理费即“份子钱”为例，实际上，新业态可以通过完全竞争打掉“份子钱”对应的那点利益，但倘或如此，新业态得不偿失，光是内耗造成的损失就不只这个数。创造增量才是终极目标。如果连几百块、几千块的蝇头小利都不能包容，新旧业态又谈何发展?

其次，鼓励创新。作为“互联网+交通”中涌现出的新业态，新规要将新旧业态加以区别管理，为新业态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

再者，从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新业态增量发展的长线方向在于，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原则，与旧业务错位经营，以满足更广、更深入、更细分化的市场需求。不要把消费者当做不懂事的孩子，制定规则要更多地听听来自市场的声音。

打破出租车行业监管的传统思维

网约车的发展已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出租车行业，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以传统出租车的模式来管理网约车真的行得通吗?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专车不应被当作新型出租车管理，专车也不仅仅是出租车的补充。

在姜奇平看来，出租车改革需要探索改进适合互联网特点的管理，以发展增进最大公约数。就此，姜奇平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新业态要如何发展：其一，旧业态下，管人与管车一体，通过改革推进两权合一，有利于减少层层转包;而新业态下，分享型经济要求两权分离，人员使用与车辆归属分离，管人与管车可能不是一回事。人管得严点，车管得松点，也许效果更好。其二，新业态多采取平台与增值业务分离的形式，平台免费不能认为是低于成本定价进行不正当竞争，因为还有增值业务进行补偿;也不能仅以市场占有份额确定平台垄断，因为相关市场也应包括增值应用市场。其三，旧业态下的车一直管到县，但互联网打破了地域限制，对新业态若一直管到县可能助长地方保护。其四，如果任由地方对专车进行数量管控，不利于专车发展。

显然，对于网约车监管，倘若不扭转思维，一味以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固有模式进行监管，只会适得其反，让原来就被质疑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模式强化，从而延缓行业变革与创新的进程。

兼顾政府干预与市场规律可借力平台

从长远看，城市公共交通和基于“互联网+”概念的专车并存是一个大趋势。为引导出行市场的良性发展，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专车实施管理是必然的。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专车模式的本质是共享经济、是“互联网+”，对于这一新生事物的监管自然应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运作。

那么，政府职责与企业职责该如何划分?姜奇平表示，出租车行业在各国都是受管制的，在出租车这样一个特殊行业里，要兼顾政府干预与市场规律，发挥平台的作用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姜奇平认为，在提倡政府简政放权的当下，行政审批的趋势是限制而不是扩大，而当政府的监管弱化或退出后，发挥专车平台的力量至关重要。具体而言，站在监管者的角度，网约车新政中对于车、人的规定，更侧重于安全问题;而从互联网发展的经验来看，平台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对乘客安全的考虑绝不亚于政府，同时，无论在技术上还是体制上，平台的管理手段也都更为完善。因此，比较合理的政策应该是，过去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更多地转由社会、平台来分摊。(郑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