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争端一波三折，突发情况不断，过程仍存在很大变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对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加强围堵遏制，已成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核心之一，也是贸易摩擦的实质。同时美国政府还在酝酿实施限制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赴美签证新措施，主要是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等领域人才，而这些行业都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美国一系列动作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地位。

　　如何从美国的高科技围堵中寻求突围，乃至实现反超，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课题。清华大学软件学院副教授邓仰东指出，从中国现在对美国高新科技产品的需求来看，肯定还是芯片的需求最为突出，比如CPU、GPU、存储器芯片、各种基础射频和模拟芯片等等，这也是美国此次拿芯片下手的原因。但是，芯片门类及其繁多，中国要想全面突破势必分散资源，特别是CPU和GPU等领域对于产业生态的要求极高，即使中国造芯片能够达到相近的性能，也很难撬动整个产业生态。因此，还是需要挑选适当领域，特别是新出现的、美国尚未形成主宰优势的领域，例如机器学习芯片、边缘计算芯片或者新型存储器器件，在这些领域形成中国的优势，让美国也离不开中国。

　　邓仰东表示，从反超角度看，反而是制造业物联网相关芯片最为可能。原因很简单，中国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而且普遍存在效率低、能耗高的突出问题，亟需通过数字化转型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提升效率。这些芯片包括传感器芯片、网络接口芯片、工业流程控制和边缘计算芯片，部署规模大、成本较低，而且生态可以自行主导。

　　目前，人工智能(AI)在全世界方兴未艾，各国都将此作为抢占未来高科技制高点的重点领域，因此未来中美的AI较量也在所难免。邓仰东认为，中国的AI发展水平与美国相比，差距是存在的，主要在于原创性的成果比美国少、领军人物不如美国多、知识产权保护不如美国。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数字化程度不亚于美国，数字经济极为发达，因此数据样本(比如视频监控数据)比美国多，因此在某些领域的应用技术强于美国。

　　不过，邓仰东强调，中国数据隐私相关立法远不完备，容易造成两个极端，一是数据滥用，二是数据不能用或不敢用，长远也不利于中国AI技术发展。

　　要想超越对手，就要对其有充分的了解甚至尊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邓仰东指出，美国科研项目管理比较多“小而美”，而中国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署，虽然是赞助科技研究强度最大的机构，仍然以小项目为主，强调创新，失败了代价也不大。同时，科研管理部门的项目经理学历较高，能够深入跟踪科技人员动态，管理比较细致。在前瞻性研究上，美国方式有其合理性。

　　其次，美国学校、企业分工明确，学校负责创新，企业面对市场负责产业化实施(前期产业化往往通过创投公司实现)。此外，美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度健全，专利法官职业素养和专业视野就好，能够对专利案件做出高水平评判。这些，都是中国需要借鉴参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