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负远低全球平均值 为何你感觉相反?
2016-02-24 12:59:04 来源:腾讯财经

导读:尽管中国宏观税负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值,但民众却感觉税负太过沉重。为什么会出现实际数据和民众感受相反的情况? 

1、原因一:增长太快了,宏观税负20年来增长了2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计算, 2014年、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9.1%、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且低出比例多达10个百分点。

去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29.1%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就意味着宏观税负绝对值为19.7万亿元。

尽管宏观税负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增长非常迅速。最近5年(2011~2015年),这一数值就从19.4%增长到29.1%,增长近10个百分点。如果时间再往前推,1998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还不到10%的水平。正是由于短时间内这样迅速的增长,使得民众的感受十分明显,很容易产生税负过重的印象。

 

中国税负远低全球平均值 为何你感觉相反?

 

中国宏观税负水平(2011~2013年数据缺失),数据来源:税务总局,公开报道

按照IMF的统计口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包括公共财政收入、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后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这种构成情况比较重要,后文还会涉及)。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22万亿元,其中税收贡献了12.49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的税负主要来自税收收入。而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非常迅速。尤其是在2015年之前一直高于GDP增速,民众难免会认为税收拿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中国税负远低全球平均值 为何你感觉相反?

 

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和GDP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原因二:企业负担太重

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要承担所得税支出(税率通常为25%),中国企业还需要承担员工的五险一金。我国各地缴纳“五险一金”的比例,虽不完全一致,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你每月到手的工资(含税)6000元,那么你的雇主,要掏出10000元甚至以上的真金白银。

需要注意的是,五险最终形成了社保基金收入,而社保基金收入也是宏观税负大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中国社保基金收入为4.6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了139%!

关于企业五险一金负担太重的新闻,民众接受甚广,因此也容易形成税负过重的印象。而且,宏观税负是一个平均数,既然是平均数,有些企业的税负水平在平均数之上,有些在平均水平之下,在平均数之上的企业数量不少,所以这部分企业对偏重的税负负担可能感受更为深刻。

 

中国税负远低全球平均值 为何你感觉相反?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数据(单位:亿元),数据来源:人社部

3、原因三:长期以来被错误的算法误导

之前有诸多算法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超过40%,即远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这一算法其实并不准确。

以一种错误的算法为例。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初步核算值为296868亿元,全国财政收入7960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7340亿元,社保基金收入2.2万亿元,将这几项加总再除以GDP数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只有1000多亿元的级别,可以忽略不计),得出的数据宏观税负水平为40%。

但是,去年全年我国GDP水平为67.67万亿元,即下半年GDP为37.98万亿元,比上半年高了8.29万亿元;而宏观税负水平在上下半年不会有这么大的季节性差异。在分子(宏观税负)增加1倍,分母(GDP数据)增加超过1倍的情况下,全年的宏观税负水平肯定比上半年的要低。换句话说,按照上半年数据匡算的宏观税负数据没有考虑季节性因素(下半年GDP要比上半年多),会有很大的偏差。

这样的算法还有个错误的因素,即多算了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我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体就是土地出让收入,按照IMF的标准,这部分收入计入宏观税负应当剔除政府支出的成本,即只能计算土地出让净收益。

根据财政部披露的2010年数据计算,当年地方政府的成本性支出大约是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的46%。2015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32547亿元,同样按照46%的成本比例计算,则去年我国土地出让成本为14972亿元——如果是按照上述错误的算法,没有剔除的这部分成本将抬高宏观税负超过2个百分点!

结语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数据就是这些,严格按照这些已有的数据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只有30%左右。那些算出40%的,其实也是基于这些数据,但明显算法是有问题的,形成了误导。

低于全球平均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代表中国的税负没有问题,一些企业负担过重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给企业减负,希望“五险一金”的调整、“营改增”的调整,能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

此外,要减少民众对于税负的“痛苦指数”,还应当在财政支出等环节,更多地倾向于民生。我们的宏观税负低于西欧、北欧等福利国家,但后者的国民知道自己的高税负,最终用在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上——诸如免费教育、医疗等等,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上的落差。让民众知道每笔钱花在了哪里,让民众知道自己承受的税负“物有所值”,是比单单讨论宏观税负水平更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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