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慈会官方网站上，“星光专项基金”显示“已结束”。

在终止该基金的决定中，儿慈会指基金存在缺乏规划、管理不善等问题。

医院病房内，15岁的脑瘫患儿陈洪只能依靠拐杖行走，为治病家里已花光了所有积蓄。安沂华介绍，像陈洪这样亟待救助的脑瘫患儿还有很多，但用于救助他们的“星光专项基金”却已夭折。

至少73个被脑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家庭还在眼巴巴等着“星光专项基金”伸出援手，但这个以救助脑瘫患儿之名成立的基金早在两年前就已夭亡。

与启动之初，民政部官员到场支持，央视《星光大道》节目频频倡议，陈坤、李玉刚等明星义演募捐的喧哗相比，“星光专项基金”的终结显得异常低调，主管单位只是在其官网项目介绍中加了“已结束”三字。没有相关报道，连发起人都不知其已不存在。

事实上，这个基金存在的不到两年里，外界难以获知其募款多少，用在何处。这样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星光专项基金”。据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对244个专项基金进行的监测，结果显示，只有18%的专项基金通过各种渠道公开了相关信息。

不透明的专项基金背后隐藏着什么？星光专项基金夭折后，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共募集140万余元资金、67万余元物资的基金，其管理费、行政支出及人员支出超过募集现款总额的一半，近86万元。

有公益界人士指出，星光专项基金的夭亡，折射出的是我国慈善专项基金管理混乱、监督失效、追责机制不健全的现状。

熄灭的希望

脑瘫患儿亟待救助，武警医院至少73名患儿申请基金治病无果

陈银华绝望了。

这个晒得皮肤黝黑的重庆汉子咬着牙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女儿说，“走，咱们回去。”

陈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15岁的她出生时因缺氧导致脑瘫，被认定为二级肢残，15年来，陈洪大多数是躺着度过的。

今年7月，陈银华带着女儿和家中仅有的5000元积蓄，又借来5万余元进京治病，他们找到中国武警总医院。

陈洪的母亲常年患病，全家仅靠陈银华维持生计。他掰着指头算，每晚15元的陪床费太贵了，他一直睡地上，靠吃泡面充饥。在京14天，生活费只花了500元。

带来的钱还是没了，全部用于陈洪的腰椎穿刺手术。

医院建议继续留院休养，陈银华狠心拒绝。

回去，意味着陈洪可能一生都再难有好转的希望。

“这些家庭真是挺难的，只可惜基金用不了了。”陈银华的遭遇，让安沂华又念叨起“星光专项基金”。

这位武警总医院干细胞移植专家说着说着就拍了桌子，“这个基金是武警总医院参与发起、专门用来救助脑瘫患儿的慈善基金，光我知道的就收了一百多万捐款，可我们只为两批14名患儿申请下来共25万元，其余的都没影了。”

来自甘肃兰州的14岁脑瘫患儿祁艳婷，曾一度接近星光专项基金。

2011年7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祁艳婷在武警总医院花费5万多元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此时，她的家庭已拿不出一分钱，连药都吃不起。

后来他们听说了星光专项基金，并递交了申请材料。

4年过去了，祁艳婷还在等，原本手术后已经学会站立的祁艳婷病情已再度恶化。

“现在光是睡，也不能坐，感觉快没希望了，”祁艳婷的母亲仍旧想着基金能够发放，帮助女儿进行第二次手术。

武警总医院统计，像祁艳婷这样的递交过申请材料却还没有得到救助的患儿，至少还有73名。

“星光”曾经灿烂

《星光大道》关注脑瘫患儿，多方合作设立“儿童星光基金”

事实上，安沂华提到的星光专项基金，就是为那些脑瘫患儿设立的。

“中国有几百万脑瘫患儿，需要帮助的太多”，让安沂华尴尬的是，他的科室每月收治的上千脑瘫患者，部分患者家庭极端贫困，他和科室同事除了给一些患儿捐钱外，只能在各种场合呼吁为脑瘫儿成立救助基金。

2010年11月，一则“双胞胎脑瘫姐妹急需救助”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安沂华回忆，医院免除了两个孩子的部分手术费，他和同事也捐出了部分奖金。

转机随后出现，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组听闻此事，来医院看望这对姐妹。

之后，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后改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简称福基会）副理事长张仲、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简称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执行主任宁密、副主任马佳年分别找到安沂华，称可帮助医院成立救助脑瘫患儿的公益基金。

2010年12月2日，在《星光大道》录制现场，安沂华呼吁关爱脑瘫患儿。张仲、宁密等人宣布，将成立专门救助脑瘫儿童的康复基金。

2011年8月21日，由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福基会、中国人口宣教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晚会上，“星光专项基金”的前身“儿童星光基金”宣告成立。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不具备法人资格，基金进行的任何公募活动，都必须以基金会名义进行。因此，“儿童星光基金”以“挂靠”形式成为福基会名下的专项基金。

基金成立现场，在民政部官员和陈坤、李玉刚等影视明星助阵下，发起了针对该基金的拍卖和募捐。公开报道显示，截至当年10月31日，基金共募集善款140万余元。

2011年7月26日，福基会，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和安沂华共同签署“儿童星光基金（项目）合作协议”。

协议显示，三方约定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张仲、安沂华、宁密、马佳年及武警总医院医生王晓东等7人。各方共同提出项目方案，报基金会同意后，由管委会根据项目进度报基金会审核支付费用。但王晓东表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一身份。

“转会”

“儿童星光基金”成立两月即转至儿慈会，“放款快”成理由

令人意外的是，“儿童星光基金”在成立两个月后“转会”了。

福基会一负责人透露，2011年九、十月间，作为该基金管委会秘书长的马佳年找到福基会，提出将基金转到儿慈会，理由是福基会“放款慢”。

关于“转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邓国胜认为，基金与基金会的关系是“挂靠”，“转会”属于重大变更，如果基金会同意转走，基金管委会又能一致通过，就可以“转会”。

“马佳年过来找签字，有时候签字的领导不在，但她又急着要，那怎么办？”福基会副理事长、“儿童星光基金”管委会主任张仲回忆，福基会本可拒绝马佳年转走基金的要求，但感觉对方可能也有为难之处，最终还是同意了。

受赠方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简称“儿慈会”）常务副秘书长姜莹回忆，宁密和马佳年找到儿慈会，希望将“儿童星光基金”纳入儿慈会名下。

“她们认为儿慈会更符合基金的定位”，姜莹提到，宁密和马佳年还认为“儿慈会放款快”。

2011年10月11日，儿慈会签署“星光‘窝梦’基金协议书”显示，与其签协议的只有宁密个人，“儿童星光基金”变身“星光专项基金”，宁密身份也由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执行主任变成了“早产儿联盟现任领导人”。

事实上，“转会”也偏离这个基金设立的初衷。福基金将此前募集到的140万余元转给儿慈会时，曾在捐赠协议中明确，这笔善款继续用于脑瘫儿童和孤残儿童救助等工作。但在宁密与儿慈会所签协议中，基金宗旨变成了“开展有关早产儿疾病救治和贫困、残疾等青少年弱势群体的医疗和相关知识普及和救助活动”，脑瘫患儿未专门提及，基金用途也被放大到救助打工子弟幼儿园等项目。

姜莹称，儿慈会与宁密签署的协议，内容系宁密自行填写。

不透明的基金

管理混乱监督失效；管委会流于形式，成员之间不认识不接触

儿慈会官网显示，“星光专项基金”管委会成员共有5人：主任宁密，副主任姜莹、安沂华、杨大伟，执行主任马佳年。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个副主任身份”，看到记者拿到的“星光专项基金”立项决定公告，安沂华非常吃惊。

同为管委会副主任的姜莹说，她既不认识安沂华，也不知道杨大伟，“没有接触过，也没见过面。”

“如果成员之间不见面、不接触，怎么决定基金的使用？”北师大珠海分校兼职教授、基金管理专家程刚表示，管委会成员有权知道基金运作情况，如发现问题可向隶属基金会举报。

“星光专项基金”成立后，马佳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善款均随时接受捐款人审查，明细也将同时在福基会、关工委“早产儿互助工程”官方网站公布。

同时“星光专项基金”协议规定：基金每周查账一次，在双方网站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

但事实上，星光专项基金自始至终未公开过详细账本。

2014年2月25日，儿慈会下发的《关于终止星光‘窝梦’基金协议的决定》显示，2013年6月，儿慈会发现“星光专项基金”资金告罄，遂决定终止该基金协议。

在这份终止决定中，儿慈会罗列了“星光‘窝梦’基金”工作缺乏规划、拖欠借款、员工管理不善、不提交工作报告、拖欠基金会费用等七个问题。

宁密、马佳年签字确认了这份决定。

然而，项目早已终止，作为星光专项基金原始发起人之一的安沂华一无所知。

他的记忆还停留在2012年5月，马佳年最后一次从武警总医院拿走了30份脑瘫患儿申请材料，此后再无音讯。

“我们去问，马佳年给的回复是没有人捐款，基金需要‘保底’，给不了。”王晓东说。而基金所有资金告罄是在2013年6月。

也就是说，2012年5月31日武警总医院第三次申请救治款时，基金的账上是有钱的，但没有人给他们放款。

“基金会对这个基金的监管确实存在问题。”姜莹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他们的监管失效了。

畸高的管理成本

基金运转不到两年资金告罄；管理费及行政、人员支出超募集现款一半

管理的混乱和监管的失效，最终带给“星光专项基金”的是夭亡。

儿慈会官网公示，“星光专项基金”募集总额221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67万余元的物资。支出款物总额226万余元。

公示并未注明基金结束时间、款项来源及具体用途。

根据协议，儿慈会和“星光专项基金”按照募款总额的10%收取管理经费，其中5%由儿慈会用作管理经费，5%作为星光基金管理经费。

但儿慈会提供的一份粗略账单显示，基金仅救助了13名包括脑瘫患儿在内的贫病儿童，耗资59万元、19项宣传倡导活动费用共计8万余元，剩余的近86万元被用于管理费、行政支出以及人员支出。

由此推算，星光基金的运行成本超过所募现款总额一半。“今后谁还有信心做公益呢？”8月28日，一名曾为该基金捐款55万元的企业家表示不满。

“我们最初都以为（星光专项）基金会朝好的方向发展，马佳年每次来报账也都是两三千这样小额度的，年底统计才发现已经超了。”姜莹介绍说，在放款不超过3万的情况下，星光专项基金的放款流程是，基金项目人员、副主任、主任签字后到基金会财务签字即可放款。

“只要不是大额的，宁密签了字，拿到我们财务就能取走钱。”姜莹说，儿慈会在对“星光专项基金”支出的监管，仅限于马佳年来报账时提供的账户是对公账户而非私人账户，至于钱打给谁，项目究竟是否真实，儿慈会并未去核实。

“没有从基金里面拿过一分钱，甚至没有报销过一分钱油钱。”8月11日，宁密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只负责为发放善款签字，很少拒绝签字，具体的资金使用情况，宁密称只有马佳年清楚。

“现在确实是在脑瘫方面用得不多”，宁密承认，捐款人没有明确说善款要用于脑瘫儿童，所以只要用于公益活动就没有问题。

“我只是个做事的，钱怎么花，我不负责。”7月28日，记者向“星光专项基金”执行主任马佳年求证善款用途、资金管理方式等问题，她均以此作答。

资深公益人士、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认为，星光专项基金管理费远远超过协议规定的10%，只能说明儿慈会对基金财务管理内控失败。此类情况可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执法大队进行举报。若情况属实，可对基金进行警告、甚至撤销基金会的处分。

专项基金乱象丛生

参与初创机构基金设立前已取消；管委会主任、执行主任称不负责

更多的漏洞被暴露出来。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星光专项基金”设立之前，宁密和马佳年以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的名义在福基会已设立过“早产儿救助基金”，2011年又以同样的名义设立了“星光专项基金”。

“我们怀疑马佳年把这两个基金的钱串着用。”福基会某负责人表示，“早产儿救助基金”与“星光专项基金”用途有重叠部分。

“宁密在这里没有任何职务”，今年8月，关工委教育中心主任黄浦透露，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早在2010年3月31日已经取消，教育中心是在2014年5月15日重新登记注册的。

“早产儿互助工程办公室不是法人机构，原则上是不能和我们签协议的，但当时福基会刚成立不久，被钻了空子”，福基会项目部副主任刘芳说。

“宁密自称是关工委的，我们也没有去怀疑”，儿慈会秘书长王林说，他至今保留着宁密和马佳年递给他的带有“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字样的名片。

马佳年在多个公开场合自称“早产儿联盟”创始人，该组织为“国际范围内最大的早产儿组织”。记者在中国社会组织网查询发现，早产儿联盟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根据《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

多名曾跟随马佳年做公益的志愿者称，此前，马佳年募资两亿元建早产儿医院等多个项目计划均告失败，大概从2012年起，她已基本不做实际的救助工作，只是在做宣传和办活动。

记者多次请求与马佳年见面，均被其推辞，对于管理混乱、账目收支、运行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马佳年称自己不知道，“我只是做事的，你还不明白吗？”

8月10日，在福基会办公室，记者再次向马佳年求证上述问题，对方拒绝给予详细回答。“不要再骚扰我”，最终，在交谈不到10分钟后，马佳年起身离席。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表示，目前在国内，基金管理属于灰色地带，并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政府的管理只能触及到基金会这一层面，不会对每个基金作出要求。基金是基金会的一部分，只能参照基金会的管理办法。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理事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另据了解，2013年前后，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从捐赠收支等5个方面对16家基金会的244个专项基金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只有18%的专项基金通过基金会或自建网站公开了相关信息。

“必须得有个说法！”安沂华表示，他已准备联系律师，前往儿慈会“查账”。

A06版-A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肖鹏 李禹潼 摄影 新京报记者 卢淑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