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达1.2万亿元，其中财政科研经费5000亿元，居世界前列。但科研领域乱象丛生：科研风气“浮躁化”、项目申请“行政化”、经费落实“功利化”……不仅大大影响科研活动，也使科研投入效率低下。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黄涛说，有些科研人员拿到课题经费后，写一篇论文就能交账，还能评职称，“一举两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赵振宇说，有的学者同一本书换几个名字出版，就可当成不同的课题成果，让人不齿。

 

“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也成为普遍性问题。科研经费七成按照牌子、帽子、位子分配，三成“撒了胡椒面”。能够拿到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大多是“学术大佬”，少有年轻人。黄涛说，一些年轻人为了争取课题，只能“拉大旗扯虎皮”，挂上领导大名领衔申报。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说，大学体制强调行政治校，因为资源配置、决策权都与行政权力有关，所以有些老师“搞成果为了当官，当了官成果更多”。

 

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有些院士用兼职的方式到学校当“买办学者”，利用名头垄断项目资源和大笔经费，再将具体项目“分包”给“小毛刺”学者，自己坐收大头。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非“牛校”等因素制约了学校的整体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们全省能拿到的，还不如一个浙江大学。一些科研项目多的院校‘拿钱买人’，造成我校人才大量流失，逐渐被边缘化。”东北某大学一位处长说。

 

 

科研风气“浮躁化”、项目申请“行政化”、经费落实“功利化”等问题大大影响了我国的科研活动成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统计显示，我国有320多万名研发人员，居世界首位，但科技创新能力仅排世界第19位;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本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能“赚钱”的却很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宏广表示，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我国专利占全球80%，但利润排名前20的专利一个也没有。而在医药行业，我国九成是仿制药，从1949年到2008年，50年来仿制药获得的利润还不如国外一个新药利润多。

 

一位受访企业家说，近8年来，我国科研资金投入已经接近3万亿元，但市场上叫得响的新成品、新技术仍然太少。每次看到科技、教育主管部门拿着厚厚一摞项目申报表，不禁想问：这么多项目你们管得了管得好吗?

 

一方面，科研活动的“论文导向”使得科研成果以发表论文作为主要衡量指标，成果能否转化不受重视;另一方面，“缺少产权保护”“立项脱离市场”“重立项、轻评测”等问题，也使科研行为“功利化”“浮躁化”。

 

南京某大学一位副院长说，“300多万科研大军写论文，仅有万分之几的科研经费用来做产品。”科研不是围绕市场转，而是围着经费转、围着部门转。这种扭曲的体制是困扰科研创新的根本原因。

 

国务院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认为，科研经费使用实质是财政分配问题。由各级财政集中资金，然后分拨给各个部门，再向下撒胡椒面的做法，不仅浪费低效，而且容易腐败。

 

 

针对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专家建议科研立项应贴近市场，以产品为导向评价科研，最终实现经费管理去行政化等。

 

于学军认为，我国2013年财政科研经费高达5000亿元。如果停止条块分配财政经费的做法，可以节省不少钱。

 

王宏广说，要切实改变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小马拉大车”的关系，就要杜绝“盲目跟踪、会什么做什么”的现象。科技创新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科研项目应该来自市场和企业，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钟书华建议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开。一方面，在项目申报、经费分配环节减少行政官员、“学阀”“学霸”的干扰;另一方面，变“以论文为导向”为“以产品为导向”，加强科研与经济的关联度。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董事长、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建议，应把分散的项目补贴改为建设公共、公益性研发平台、测试平台、创新平台、检测平台。公共平台大家都用，也是一种市场机制。财政的钱支持企业创新，应该变“前补贴、前支持”为“后补贴、后支持”，使没有实力的企业不敢拿，有实力的企业完成项目后心安理得地拿，起到二次调节作用。

 

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王冀宁指出，要谨防改革在执行中变相走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必须形成管钱、分钱、监督三方分离的体制，彻底改变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状况，同时要防止改革成了近亲繁殖、继续垄断资源的手段。在经费使用上，引入社会监督;在成果考核上，以产生的经济效益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