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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败坏五铢钱: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

  文/石俊志

  ▲董卓铸行小钱之后,随着五铢钱流通的衰败,谷物、布帛、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能力明显上升。图为河南许昌“曹丞相府”内的浮雕“陈留起兵 义讨董卓”

  董卓铸造小钱,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转折点,也是五铢钱从繁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此后,经历了三国、两晋,直到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才逐步出现了复苏,但未能恢复到两汉时期的繁荣景象。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虽被扑灭,军阀们仍然继续以剿灭黄巾军为名,发展各自的军事势力。东汉王朝统治摇摇欲坠,而朝廷内部宦官与外戚的争权斗争却愈演愈烈。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刘辩即位,是为汉少帝。刘辩年幼,大权旁落,宫廷内部争斗又起。外戚何进因不满妹妹何太后阻止其诛杀宦官,遂密召外地军阀董卓率军进京,以胁迫何太后就范。董卓进京后,废黜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为了躲避反对势力的军事进攻,董卓将国都从雒阳迁往长安。迁都耗资巨大,搞得朝廷财尽物竭,董卓只好下令铸造小钱,以解决长安军民的生活问题。

  董卓滥造小钱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召凉州军阀董卓入京。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董卓被自己的部将吕布杀死。总的算起来,董卓擅权的时间不足三年,其倒行逆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其影响却极为长久深远。董卓铸小钱对此后货币经济的影响更为巨大,两汉时期五铢钱流通的繁盛局面,从此一去不返。

  董卓进京后,其势力迅速扩大。董卓野心勃勃,废汉少帝,立汉献帝。但是,以袁绍为首的各地军阀不断讨伐董卓。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为了躲避袁绍组织的关东联军的进攻,董卓火烧雒阳,挟天子及数百万雒阳居民西迁长安。

  迁都耗资巨大,董卓首先想到的办法不是铸钱,而是抢掠。迁都之日,董卓先是对雒阳城中富豪加以罪名,逮捕处死,没收他们的财物,继而派步兵和骑兵在后,驱逐黎民百姓迁往长安。迁徒队伍中马踏人踩,加之饥饿和抢掠,百姓病饿而死,尸横遍野,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董卓又命令部下将二百里内的一切宫殿、官府及民宅焚烧殆尽,还命令吕布率兵挖坟掘墓,搜罗珍宝,上自皇陵,下至普通官员的墓葬,无一幸免。在此浩劫之下,朝廷和百姓失去了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全部物资,而军人却中饱私囊。抢劫浪潮过后,生活问题接踵而来。此时,董卓不得不下令铸造钱币,用来到各地收购生活物资,以解决长安军民的生活问题。但是,铸钱需要铜材,而铜材一时难以采炼,董卓便尽收长安及雒阳铜器,以充鼓铸,并熔毁五铢钱,更铸小钱。

  董卓铸行的小钱,既无轮郭,又无纹饰,重量在1克(1.7铢)左右(东汉时期1斤相当于现代222克,1铢相当于现代0.5781克)。这种小钱铸多了,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一石谷的价格涨到数万钱。董卓凶狠残暴,自然不得长久,两年之后,就被部将吕布杀死。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樊稠以替董卓报仇为名,率兵攻入长安。不久,李傕、郭汜之间又发生火併,直接把京城长安做了战场。此时,董卓小钱的通货膨胀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斛谷的价格涨到五十万钱。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自此以后,人们不再使用钱币进行商品交易。

  自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开始铸造小钱。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即赤壁之战那一年,曹操废止董卓小钱,恢复了五铢钱的铸造和流通。董卓小钱的法定流通时间,只有18年。在这18年里,由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交换基本上都采用了以物易物的方式。

  五铢钱的衰败

  五铢钱是中国古代流通时间最为久远的钱币形态。五铢钱流通时期,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经历了从繁荣到衰退,再从衰退到复苏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历时久远、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自汉武帝刘彻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五铢钱成为全国统一流通的钱币,至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铸开元通宝,五铢钱共流通了734年。

  五铢钱流通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繁盛阶段、衰败阶段和复苏阶段。五铢钱繁盛阶段与衰败阶段的分界线,便是董卓废毁五铢钱更铸小钱。五铢钱流通的繁盛阶段落在西汉和东汉时期,尽管两汉之间王莽实行货币改制使得五铢钱的流通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但当时的五铢钱基本上还是在全国广泛流通,商品交换、交纳税赋、军事开支、官员俸禄仍然普遍使用五铢钱。而董卓废毁五铢钱更铸小钱,则标志着五铢钱由盛转衰。

  董卓铸行小钱之后,由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钱币不能被继续使用,商品交换便由钱币交易转向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由于物价昂贵,有钱也买不到物资,各地军事政权只好收缴谷帛实物,不再以钱币形式收取税赋,官员俸禄也转向全部支付谷帛实物。经历了三国、两晋,直到南北朝时期,五铢钱的流通才逐渐出现复苏。然而,从董卓铸行小钱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铢钱退出流通领域的431年中,五铢钱的流通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到两汉时期的繁荣程度。

  ▲五铢钱流通时期,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经历了从繁荣到衰退,再从衰退到复苏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历时久远、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图为2012年11月19日,江苏省赣榆县石桥镇石岭村汉代古墓出土的汉代五铢钱

  货币种类增多

  两汉时期,五铢钱是社会经济生活、商品交换活动中最核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当时的货币种类相对比较单一,除五铢钱外,黄金具有大额支付和储藏手段的货币职能。董卓铸行小钱以后,钱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商品交换转向以物易物的方式。董卓之后,曹操和曹丕父子都曾努力试图恢复五铢钱的流通,但是均告失败。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命令百姓以谷帛作为货币,从法律上废除了五铢钱的流通,并承认了谷物和布帛的货币地位。当然,谷帛作为法定货币是不适合的,人们会用湿谷薄绢谋利。曹丕的儿子曹棼即位之后,使用谷帛作为货币的法令即被废止,五铢钱的法定流通又被恢复。但是,到了此时,五铢钱的流通能力已经非常低下。

  西晋及东晋的150多年中,由于钱币流通十分萧条,朝廷未曾铸造钱币,谷帛作为最主要的货币被广泛使用,黄金依旧具有大额支付和储藏手段的货币职能,白银的货币功能则出现了明显的加强。

  秦灭六国,统一全国货币制度时,曾禁止白银货币流通。王莽货币改制时,将白银作为法定货币,列入二十八品“宝货制”的货币制度之中,使白银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东汉以后,白银虽不属法定货币,但其作为朝廷赏赐的情况有所增加。董卓铸行小钱之后,随着五铢钱流通的衰败,谷物、布帛、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能力明显上升。两汉时期相对比较单一的铜钱货币流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被布帛、谷物、黄金、铜钱、白银并行流通的方式所代替。

  自然经济兴起

  商品交换活动起源古老。早在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间就出现了商品交换活动。经过相当漫长的时期,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商品经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显著成长,在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此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荒地大量开垦,人口迅速增长,商品交换也就随之空前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战国时期,中国的人口总数就超过了5000万。

  战国末期,秦灭六国,各国种类繁杂的货币被统一为秦国的货币,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两汉时期,商品经济继续上升,对货币流通总量提出了新的需求。由于铜材供应出现不足,两汉朝廷均对钱币实施了减重措施,以便使用较少的铜金属来媒介更多的商品交换活动。自战国以来的经济繁荣,至此便达到了中国古代第一轮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顶峰。

  董卓之乱带来的破坏,使雒阳成为废墟,长安也遭受了战争的洗劫。此后,三国初期的战争,使各地城市均遭战乱毁败。三国后期和西晋时期,城市有所恢复。西晋末年,战乱又起,各地城市普遍荒废,北方黄河流域出现了坞堡经济,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单位。各地区各坞堡之间,经济联系非常薄弱。生产和城市商业的破坏致使金属货币萎缩,钱币不行。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形成的城市繁荣,已经全面衰退,代之而起的是以坞堡或庄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出现了逐步的复苏,其中南朝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北朝商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北朝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五个朝代。南朝刘宋朝廷铸造四铢钱的时候,北魏朝廷没有铸钱。南朝萧齐朝廷没有大规模铸钱的时候,北魏朝廷却铸造了“太和五铢”钱。刘宋、萧齐及北魏朝廷在商品经济复苏时期铸造的铜钱都不是典型的五铢钱。此后,南朝梁、陈及隋朝统一天下,朝廷铸行的钱币恢复了两汉时期钱币面文“五铢”的原始形态。

  董卓铸造小钱,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转折点,也是五铢钱从繁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此后,经历了三国、两晋,直到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才逐步出现了复苏,但未能恢复到两汉时期的繁荣景象;货币流通状况也长期处于萧条之中,钱币的使用远不能与两汉时期相比较。甚至直到唐朝初期,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仍然采用一半支付铜钱,一半支付布帛的方式。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 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中国铜钱法制史纲要》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 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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